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在中國迅速崛起興盛,并日益成長為能夠與來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以及來自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分庭抗禮的重要文化形態。進入新世紀,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逐步實施,作為當代文學格局的重要一極,西部文學無論是地域分布、主題開掘還是文本形態、文化指向等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這些變化自然與國家戰略、經濟變動息息相關,同時也跟方興未艾的大眾文化不無關系。換言之,西部大開發15年,也是大眾文化在中國勃興發展的關鍵時期,置身其中的新世紀西部文學不可避免地會被打上或深或淺的印記。

一、大眾文化及西部文學界說

正在發展為全球性文化現象的大眾文化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且一直經受著來自不同學派、不同闡釋者褒貶不一的評價或研究。20世紀初,大眾文化首先遭到了以 霍克海默、阿多諾等人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強烈批判,在霍克海默等人看來,大眾文化是統治階級通過工業文化強加于大眾身上的偽文化,“這種文化以商品拜物教為其意 識形態,以標準化、模式化、偽個性化、守舊性與欺騙性為其基本特征,以制造人們的虛假需要為其主要的欺騙手段,最終達到的是自上而下整合大眾的目的”。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從表面上看針對的是大眾文化,實際上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大眾文化背后的極權主義體制。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為崛起標志的英國文化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同樣具有代表性,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斯圖亞特?霍爾、雷蒙德?威廉姆斯等,與法蘭克福學派以文化精英主義的視角研究大眾文化不同,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從事研究的斯圖亞特?霍爾等人致力于打破高雅與低俗的文化二分論,他們遵循理解而不是一味譴責大眾文化的研究思路,明確提出廣大民眾是大眾文化的主要消費群體,認為大眾文化代表的就是生生不息的現實生活。被譽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美國大眾文化理論拓荒者的約翰?費斯克一直致力于理解大眾文化并努力為其辯護,約翰.費斯克認為大眾文化并非由文化工業從外部和上層強加,而是由大眾自下而上所創造,“不可能存在一種宰制性的大眾文化,因為大眾文化之形成,永遠是對宰制力量的反應,并永遠不會成為宰制力量的一部分”。文化工業和支配體制所能做的就是為大眾提供創造文化所用的文化資源,“日常生活乃由大眾文化實踐組成,其特征是,弱勢者通過利用那剝奪了他們權力的體制所提供的資源,并拒絕最終屈從于那一權力,從而展現 出創造力”。

無論是法蘭克福學派以精英文化立場批判大眾文化,還是英國伯明翰學派站在工人階級立場研究大眾文化,抑或是自身就是大眾文化迷的約翰.費斯克全方位解讀大眾文 化等,都揭示出大眾文化是內蘊非常豐富復雜的文化樣式。如前所述,大眾文化在中國興起于20世紀90年代,而其憑借的自然是不斷深化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全球化的日漸深入,國內學界從多個層面展開了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與闡釋,但對其內質的闡述都基本一致,即大眾文化是興起于都市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電子媒介為手段,按照商業規律運作且大批量生產和消費,旨在讓普通市民獲得感性愉悅并融入其生活方式之中的當代文化模式。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大眾文化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文化格局和人們的認知習慣及生活方式,更改變了固有的文學傳統與發展模式,西部文學也不例外,尤其是2000年以來西 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大眾文化的滲透和經濟格局的變動都使得歷史淵源深厚的西部文學呈示出了別樣的形態與質素。

若探究西部文學的緣起,或可上溯至古代,描摹戍邊將士所思所感及邊塞風光的“邊塞詩”可被看作是早期的西部文學,“但真正意義上的覺醒和萌動還應當從20世紀 40年代說起”。其時,桂林、重慶、延安等城市因抗戰內遷而成為重要的進步文學陣地,西部地區文學創作因一大批中國文化精英的努力而成果卓著。至五六十年代,西部 文學的作家群體和表現內容都有了很大的變化,“由戍邊作家、客居作家及西部本土作家的互補所形成的‘合力’,也最終促成了多元‘西部意識’的真正確立”,有以柳青、杜鵬程為代表的陜西文學群落,也有以聞捷、李季為代表的絲路文學群落,還有以維吾爾族鐵依甫江?艾里耶夫、蒙古族瑪拉沁夫等為代表的民族文學群落等。不難看出,長期以來,雖有不少作家致力于展現或解讀獨特的西部文明形態,但卻沒有出現明確的概念倡導或理論建設意識。進人20世紀80年代,“西部文學”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思潮或 文學現象被提及或討論,西部評論界的理論訴求意識尤為強烈,先是《陽關》雜志于1982年提出創建“敦煌文藝流派' 然后是甘肅、新疆掀起了關于“新邊塞詩”的討論,《西藏文學》、《當代文藝思潮》等文學刊物也以刊發專題文章等方式大力推進此次討論。雖然持續時間并不長,及至80年代末已陷人低谷,這次明確倡導西部文學的討論卻起到 r奠定基礎、指明路向的重要作用。此時,西部文學所取得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楊牧、周濤、章得益等的“新邊塞詩”,路遙、賈平凹、陳忠實、張賢亮等的西部鄉土小說,高建群、張承志等的西部傳奇小說,扎西達娃、馬原等的藏地小說等,都是這個時期文 壇的重要收獲。

20世紀90年代的西部文學與當代文壇一起經歷著市場化、商品化等的考驗與洗禮,新世紀以來的西部文學則因西部大開發這一經濟戰略的有效推進而步人了新的發展階段。盡管西部及西部文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多少帶有一些無奈與沉重”,西部常常 會被冠以蠻荒、落后、寂寥、空曠等諸多形容詞,西部作家們不斷尋求適合自身表達方式的努力,卻讓新世紀的西部文學呈現出了更為豐盈和興盛的新局面。同時,為規避某 個作家的某部作品是否被視為西部文學的定位難問題,結合經濟戰略的地域劃分方法,可以將行政區劃意義上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四川、重慶、云南、貴州、西藏、廣西、內蒙古等省、區、市的作家作品,以及一直或曾經工作、生活在西部且敘 寫西部生活圖景的作家的作品劃入西部文學的范疇。這些作家們就是賈平凹、葉廣芩、紅柯、雪漠、王新軍、楊志軍、梅卓、趙光鳴、董立勃、阿來、范穩、夏天敏、馬麗華、扎西達娃、鬼子、東西、鄧九剛、肖亦農等。

楊艷伶,甘肅省民樂縣人。2003年6月畢業于陜西師范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2012年6月畢業于蘭州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產業與現代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西部文學、文化產業、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在中國迅速崛起興盛,并日益成長為能夠與來自官方的主流文化以及來自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分庭抗禮的重要文化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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